建筑师石上纯也在日本建筑界的地位如何?其建筑设计手法会运用在哪些作品？
石上纯也, 一颗熠熠生辉的日本建筑界璀璨之星，作为妹岛和世的杰出弟子，他以“建筑消隐”这一创新理念闻名遐迩。其建筑设计手法犹如诗人的笔触，将轻盈与环境的交融展现得淋漓尽致。2005年，他为一座美术馆精心打造的展览桌，其大胆的尺度和复杂的结构设计，仿佛在挑战常规，却又巧妙地保持着独特的形态，让人惊叹不已。
在2008年的餐厅设计中，石上纯也凭借5张纤薄的桌椅和精心布局，创造出一种私密而优雅的用餐体验，每一处都透露出他对空间与情感的细腻把握。月岛住宅则是一个关于心灵栖息的探索，他颠覆了传统长屋的布局，巧妙地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让人在其中感受到心灵的舒适与宁静。
石上在设计中注重比例、尺度与空间的抽象表达，善于运用简洁的材料语言，与结构师小西泰孝共同打造出一系列独具匠心的作品。东京住宅项目中，他巧妙地压缩居住空间，同时扩展花园面积，创造出一种优雅的生活意境，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让每一处空间都成为生活与艺术的交汇点。
KAIT工坊是一个45米见方的单层建筑，柱子不再仅仅是支撑，而是作为空间形态的一部分，赋予了空间深度和流动性。设计师的理念是，让使用者沉浸在空间的韵律中，而非被构造的细节所牵绊。Vijversburg游客中心的设计，尊重历史，曲线的布局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一处历史与现代、艺术与环境的完美融合。
在纽约的Grace Farm项目中，妹岛和石上纯也的独特设计理念得以进一步展现，曲线、玻璃和空间设计的巧妙结合，让人看到了艺术在现代建筑中的力量。石上纯也自认为是承前启后的建筑师，他的作品，如展示桌和种树的设计，虽看似日常，却蕴含着深层次的思考，挑战着实用与艺术的界限。
正如李涵老师的名言所述：“设计超越社会生产，艺术赋予建筑灵魂。”石上纯也的作品，如Junya Ishigami的设计，无疑是对杨文默和柳亦春研究的深入实践，他的每一件作品都如同一个独立的艺术品，以不受限的艺术家视角，塑造着我们对建筑与生活的新理解。
史话汪伪时期日本人在南京的建设活动
自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城,至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投降签字,日本实际控制南京将近8年。日军在攻打南京期间和占领南京后的几个月内所进行的轰炸、屠杀和掳掠对这座中华民国的首都造成了极大破坏,摧毁了国民政府之前十年建设的大量成果。此后8年,尽管日方曾先后扶持了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梁鸿志维新政府和1940年3月成立的汪精卫国民政府等傀儡政权,用以维持城市运作,却仍然难以使南京恢复原有的繁荣。
汪伪时期南京城市满目疮痍,建筑废墟遍布,物资贫瘠,人才凋零。因此,南京建筑业的修缮和新建并重,建筑工程规模小,建筑设计和建造水准有限。由于战争破坏严重,南京特别市工务局督促和监管迅扰蚂对民李培用建筑物的修复工作、主管对政府损坏建筑物的修复工作,贯穿了整个汪伪时期。
根据1945年9月的移交清册,该时期南京特别市的建筑执照发放(1940-1945年)至1118号,修缮执照发放至1249号,可以推断出该时期的修缮工程数量略多于新建工程。在专业人亩埋才方面,该时期活跃于南京的中国建筑师仅查有6人,9另有日本建筑师及事务所若干。这一情形与战前中外建筑师人才济济的繁荣局面大相径庭。
汪伪时期,除了经济萧条之外,南京特别市的政治和文化状况也受到了日本的强权控制。而考察当时的建筑设计和建造活动,可以具体而微地观察到中方政府和日方领事之间的权力角逐,以及中方对日方既附和又排斥的微妙态度。日方曾要求南京特别市工务局普查抗日意义碑,对中方政府人员进行日语培训,其中也包括从事建筑设计的工务局技士。同时,他们扶植中方曾经留学过日本的人员势力,在南京建立留日会会所等。汪伪行政院虽然通令与日人周旋应谦恭,仍然尽可能保护中方利益,限制日本人的权利范围。如市工务局虽然无法干涉日本领事馆批准日本人占用本地民宅,却通过不批准建筑修缮工程来阻挠日方的实际使用。市工务局即便急缺建筑设计人才,也排斥日本建筑师在局内任职。
日人街
日军控制南京之后,大肆占用南京城内建筑物。首当其冲的是划出城市内最好的地区和最好的建筑物供日本人使用,建立了日人街。至今可以找到当时日方建造的一些痕迹。1938年1月9日,最早的一批日侨商店在南京市中心一帯的日人街开张。日人街设置在市内最繁华地区,面积大约220町步(一町步约合15亩)。最初以军内小商店为主,逐步增加各类商业。除军人、军属外,居住此地的日本人(包括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籍人、中国台湾籍人)约达300人。
随着日军占领南京的时间渐长,日本侨民的数量也逐渐增多。据中国现代史学家经盛鸿统计,截至1941年6月,南京共有日本居留民12816人,占南京全市居民的2.06%,日商企业近1200家;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在南京的日侨数约11000人。一些日侨还投资开业开办一些中小工厂。如日商渊本次二投资5万元资金在糖坊桥60号开设了南京铁工厂;另日商在汉中路开办了晃明洋行,并设有机械厂。日侨和日资企业的增多必然带来对于地产的需求。
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在整个汪伪时期,日侨可以直接向日本领事馆申请占有南京城市中的空置房屋或地块,并直接由日本建筑师提供建筑改造或兴建方案,中方仅对工程略作查勘。这些案例中,住宅占很大比重。如株式会社兴南公司设计部设计的廊东街54号森川勇雄修筑房屋方案,其平面为一典型的带壁橱的和式住宅:1944年3月7日赵汶恺勘查日商大园洋服洋行工程,由领事馆许可居住,设计承包商为今村工务所;同日他也勘查了新建日本式花房所及温床等,拟开设实相花园。中方政府如可查及原房主或地主的姓名,往往称兴建手续和产权不合规程,禁止建造活动。如1943年的维新路225号、碑亭巷53号日商建筑改造,由高桥工务所绘制设计图纸,但未获得中方政府批准,这两处房产应该没有实际建造。这或可视为对日方控制的一种微弱反抗。
五台山神社
1938年《读卖新闻》消息中提到的南京神社与现存的南京五台山日本神社相吻合。五台山神社原为一组带鸟居的近代日式建筑群,现鸟居不存,仅存两座大殿。建筑物外墙均为混凝土,屋架为木构,材料运用类似当时的南京建筑,细节上带有和风。其中一座大殿屋脊有菊花纹样瓦当,是神社本殿的特征之ー。本殿常用于放置神体。另一座大殿应是祭祀使用的拜殿。两座大殿周边的路灯风格与之协调,当为同期作品。
南京神社预算为40万日元,在同时期中华民国地域范围内(不包括关东洲、伪满洲国和台湾地区)的神社中建造费用最高,于1940年2月11日执行了造营报告活动。南京五台山神社实际包括两个神社,一个是南京护国神社,一个是南京神社。前者创立于1942年5月2日以战死的日本军人、警察为祭祀对象。后者则创立于1942年10月,所祭为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和国魂大神,氏子数为3413户。南京护国神社位于南京神社范围内。神社的日常管理工作由神职人员负责,处理重要事项则需得到当地日本领事馆许可。五台山神社的建筑师为日本人高见一郎
南京神社两社合一,规格较高,在中国的日本神社中比较特殊。中华民国地域范围内(不包括关东洲、伪满洲国和台湾地区)的日本神社共建造过56处,包括最早建造于1915年3月的青岛台东镇神社,建造于1942年10月的南京神社是最后一处建造的。这56处神社中只有南京和九江两处神社内包含供奉军人军族英灵的护国神社。
日本建筑师与建筑事务所
受到战争影响,欧美建筑师在该时期罕见于南京,只有部分日本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活跃于汪伪时期的南京地区。根据现存档案,可查的日本建筑师与建筑事务所有高见一郎、水野组南京支店、株式会社兴南公司设计部、今村工务所、高桥工务所等。他们的委托人多数是日方军事和特务机构、企业以及日本侨民,其委托项目的建造地多半位于南京的日人街区域。在该时期的南京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项目修建和建造是各自独立的体系。
该时期活跃于南京地区的日本建筑事务所之一是水野组南京支店。1939年至1941年5月水野组南京支店在不到两年半时间内的设计项目清单包括千元以上项目52个,千元以下项目171个,总项目金额达到134.6985万日元,其中绝大多数项目位于南京,其余位于马鞍山、秣陵蚌埠、芜湖等邻近城市。
该事务所在几年的业务扩张之后,也希望参入中方项目,故向汪伪政府的工务局申请,请准参与投标工程。仅水野组南京支店的项目数量就超过了当时南京政府专业人员、开业技师所进行的项目数量。可以想象,日本人当时在南京占据了政治、经济的主导权,有充分的实力开展各类建设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