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化深受汉族河陇文化及吐蕃、回鹘文化的影响。并且积极吸收汉族文化与典章制度。 发展儒学，宏扬佛学，形成具儒家典章制度的佛教王国。 然而也是崇尚儒学汉法的帝国，立国前积极汉化；虽然夏景宗为了维护本身文化而提倡党项、吐蕃与回鹘文化，并且创立西夏文、立番官、建番俗等措施；但自夏毅宗到夏仁宗后，西夏已经由番汉同行转为普遍汉化 。文学方面以诗歌和谚语为主。在艺术方面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有丰富的佛教壁画，具有“绿壁画”的特色。此外在雕塑、音乐与舞蹈方面都独特之处。
西夏起初是游牧部落，佛教在1世纪东传凉州刺史部以后，该区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在西夏建国后开始创造自己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内蒙古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西夏是时期兴建大量的佛塔与佛寺，以承天寺塔最有名。在额济纳旗黑水城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另外西夏也大力发展敦煌莫高窟。公元1036年西夏攻灭归义军后，占领瓜州、沙州，领有莫高窟。从夏景宗到夏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中原文化与畏兀儿、吐鲁番风格。 此外，表现西夏文化的还有西夏文，又称蕃书。西夏设立蕃学和汉学，使西夏民族意识增强，百姓“通蕃汉字”，文化也增加了许多。
李元昊曾经颁布秃发令，命令全国男人三天内必须秃发，违者格杀勿论。西夏还设立蕃学和太学。史家戴锡章《西夏记》曾言：“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相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 西夏儒学的发展是一种处在儒家影响下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制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从李继迁伊始至西夏末年，历代帝王莫不学习与模仿汉制。例如李继迁时“潜设中官，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李德明时“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制。”。西夏党项世代皇亲宗室，崇拜孔子，钦慕汉族文化。 除了崇儒尚文，还编写了一些融合和宣扬儒家学说的书籍，如《圣立义海》、《三才杂字》、《德行记》、《新集慈孝传》、《新集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其儒学经过夏景宗、夏毅宗、夏惠宗与夏崇宗的提倡，到夏仁宗之时出现盛况。
夏景宗在建立官制的同时设立了蕃学和汉学，作为文化培养的摇篮。 以博学多才的野利仁荣主持蕃学以重视蕃学，并于各州蕃学里设置教授，进行教学。西夏大致设立了五种学校：蕃学、国学、小学、宫学、太学。西夏建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的需要，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在中后期还发展科举制度，夏崇宗后期开始设童子科实行科举考试，公元1147年夏仁宗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西夏后期基本以科举取士选拔官吏，不论蕃汉及宗室贵族由科举而进入仕途成为必然的途径。
西夏崇尚汉文化，但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大多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比较有名的有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大颂诗》。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 其中开首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被西夏学学者用来研究党项历史源起。另外还有赞美重建太学的《新修太学歌》，具有宫廷诗的风格。夏崇宗重视文学，本人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
西夏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多少不一，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的各种面向、并涉及百姓生产、答大风俗与宗教等内容。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是由西夏人梁德养于1176年初边、1187年由王仁持补编，共有364条， 其内容有“谚语不熟不要说话”的记载，“千千诸人”、“万万民庶”都离不开谚语，凸显或举亏出谚语对西夏人民的重要性。
西夏皇帝十衫神分重视西夏国史的编撰工作。斡道冲于李德明时期就掌管撰修西夏国史之职，其后代亦同。夏仁宗时设置翰林学士院，命王佥、焦景颜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纂修国史，负责修《李氏实录》。1225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官后，撰写《夏国世次》，可惜已失。
西夏立国前夕，夏景宗为了建议属于本国的语言，派野利仁荣仿照汉字结构创建西夏文，于公元1036年颁行，又称“国书”或“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六书构造，但笔画比汉字繁多。 西夏文学家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西夏文创制后，广泛运用在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镌刻碑文，铸造钱币、符牌等也都使用西夏文。夏廷又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翻译汉文典籍与佛教经典等。为了翻译汉夏文字，又有骨勒茂才于公元1190年所撰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内容相同。谓“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表明本书目的在于便于西夏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是现今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钥匙。
【图册资料来源 】 西夏建国，正需要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展开大规模的掳掠和镇压，保守的儒学当然完全不适合新兴的西夏国的需要。元昊和野利仁荣极力消除儒学的影响，顺应本民族的发展需要，也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仪服——元昊建国称帝，不再采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红里的毡帽，脑顶后垂红结绶。这是采择了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员的服式也有规定。文官戴戴幞头（幞音符f*），穿靴执笏，穿紫衣、绯衣，基本还是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照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平民穿青绿衣，以分别贵贱等级。
制礼乐——元昊又参用宋制，改定朝仪。每六日，官员朝见皇帝，称“常参”。九日朝见，称“起居”（问候皇帝起居）。凡吉凶、嘉宾、宗祀、燕享等，改宋九拜礼为三拜。
德明时，礼乐都照宋制。元昊对野利仁荣说：“本族风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事。唐宋的缛（音褥r））节繁音，我很不喜欢。”元昊下令废除宋朝的五音，改为一音。
建蕃学——元昊创制西夏文字后，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党项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书，选拔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入学学习。学成之后，出题试问。学习精良，书写端正者，酌量授给官职。 西夏人大致上以佛教为主要信仰，在建国之前则是以自然崇拜为主。党项族在唐朝四川松潘地区时，就以“天”为崇拜。 当党项族迁移到陕北之后，由自然崇拜发展到对鬼神的信仰。 在建国之后，仍然崇尚多神信仰，有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自然神。 例如夏景宗曾“自诣西凉府祠神”。夏仁宗曾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祈求保护桥梁，平息水患。除了崇拜鬼神，党项族还崇尚巫术，并且备受重视。党项族称巫为“厮”，巫师被称为“厮乩”，是沟通人和鬼神间的桥梁，主要负责驱鬼与占卜。在战争前实行占卜以问吉凶，于战争中经常施行“杀鬼招魂”的巫术。
除了佛教以外，西夏也包容其他宗教。西夏有流传道教，例如夏景宗之子宁明就是学习道家的辟谷术而死。 《文海》解释“仙”字为“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在西夏晚期，在在沙州和甘州一带还有流传景教和伊斯兰教。例如《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敦煌（唐古忒省）与甘州有部分景教和伊斯兰教徒。 西夏的艺术文化十分多元且丰富，在绘画、书法、雕刻、舞蹈与音乐都有成就。 绘画 绘画方面，以佛教绘画流传至今，主要呈现在石窟与寺庙壁画等，现今以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最为丰富。早期学习北宋风格，后来受回鹘佛教与吐蕃藏传佛教的壁画艺术的影响，最后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线条采用铁线与兰叶描为主，辅以折芦、莼菜条；敷彩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独具风格的冷色调的“绿壁画”。绘画内容分别有佛教故事与说法、供养菩萨与人像以及洞窟装饰图案等，以《文殊变图》、《普贤变图》、《水月观音图》与《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图》最为有名。此外，也可在《千手千眼观世音像》内的《农耕图》、《踏碓图》、《酿酒图》与《锻铁图》中观察到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木刻版画方面，大多来自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在黑水城出土的大量佛画中，有《文殊图》、《普贤图》、《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等等。内容浓抹重彩，色调深沉。而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描绘生动，反映出西夏绘画的深度。 书法 书法在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见于碑额与官印。夏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用黄羊尾毫制作之笔，为时人所效法。雕塑方面十分发达，有铸铜、石雕、砖雕、木雕、竹雕、泥塑与陶瓷等。其特点比例均衡，刀法细腻，十分写实。泥塑以佛寺塑像为代表，多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手法，刻划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例如夏崇宗时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像、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养天女彩塑等等。其他陶瓷艺术品也是刻工精细而生动。 音乐舞蹈 西夏在党项时期的乐器以琵琶、横吹，击缶为主，其中横吹即竹笛。后来接受中原音乐的文化，李德明时采用宋制制乐而逐渐繁多。夏景宗建国后，革除唐宋缛节之音，“革乐之五音为一音”。 公元1148年，夏仁宗令乐官李元儒更定音律，赐名《鼎新律》。西夏音乐十分丰富， 且设有蕃汉乐人院，夏惠宗时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加入乐院，戏曲如《刘知远诸宫调》等也已经传入西夏。 西夏时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画中留有生动的形象，富含唐宋舞蹈与蒙古舞蹈的风格。如《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额两侧的线刻舞伎，舞姿对称，裸身赤足，执巾佩璎，于豪放中又显出妩媚。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的《乐舞图》，左右相对吸腿舞状，姿态雄健。 建筑雕塑 党项人多住毡帐。定居的屋室，只有有官爵者才得覆瓦。建国前后，大批汉人工匠来到夏国与党项工匠一起，修建了宫殿寺庙。皇帝陵墓也具有很大的规模。1972年清理的夏王陵八号陵（它被推断是夏神宗遵顼的陵墓）由阙、碑亭、月城、内城、献殿、灵台、内神墙、外神墙、角台等建筑组成。它们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展开，严格地遵从了唐、宋建筑的格式，但也显示了党项的某些民族特点及其他民族葬俗的影响。现存天祐垂圣元年（公元1050年）建造的承天寺塔（在宁夏银川）和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重修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在甘肃武威），虽经后世重修，仍现当时建筑的宏伟。
甘州卧佛寺的大卧佛，体形魁梧，仪态庄严，是雕塑像中的杰作。夏王陵区出土的石马，通体圆雕，神态生动。王陵碑亭遗址发现的石雕人像的造形奇特，线条粗壮，面部和肢体都突出地表现出强力感。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已残损的竹雕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布置适宜，形态优美。
党项人从隋唐以来，盛行收继婚制，允许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只是不娶同姓。富有家庭的男姓家长可以收养众多的妇女，实行多妻制。党项人旧俗，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西夏建国以后，皇室、贵族多改行土葬，并仿汉人制度修建豪侈的陵墓。